在日本人出版於1920之《南洋總覽》中編《南洋志》三十六頁記載 的一段文字說明了日本皇室與檳城極樂寺有過淵源。這二段文字，內容大略是，日本皇子“東伏見宮殿下”及妃子，曾經在極樂寺遊憩，並留下“禦揮毫”。另外， 也載及隨行者有日本名將東鄉平八郎及乃木希典留下書跡藏之寺內。
而，其中，亦載及：“此寺之住持”原是“臺灣人”，“其兒在東京醫學院入學”。這亦顯示，當時，極樂寺僧人，亦有諸日語者，而且是來自當時日殖的臺灣。此位僧人，在書中被稱為“住職”。
對釋寶慈編的《鶴山極樂寺志》，我們也許可以把上述的記載進一步厘清，使這一小片段的歷史更為清楚。
有關這一段歷史，在《極樂寺》中卷┼〈外記〉有痕跡可尋，可證明是明治四十四年之事。
無論如何，有關日人記載的“住職”之說，其實不應被誤認為是住持。翻查《極樂寺志》卷二〈沙門〉的內容，僅有一位法師的生平簡略，可能吻合上述日人的記載：
“禪修首座：臺灣宜蘭人，志行誠樸，住寺二十餘年，久修苦行，心無退屈。”
從這段文字，可知，禪修法師即使有兒念書於東京醫學院，也應是出家前生兒育女，他本人則在檳城“住寺二十餘年，久修苦行，心無退屈”。當時能接待日本貴客而語言相通的，也許就是這位來自日殖臺灣的法師。
從 這片段的歷史，我們亦能理解，為何在第二次世戰期間，極樂寺成了許多難民的庇護之所，而日本皇軍亦不曾到寺中搜查干擾。從而，也證明檳城父老有“日軍上 寺，集體鞠躬拜佛而細毫不犯”的傳說，是有根據的。這涉及了日本軍人根深蒂固的天皇崇拜心理，也涉及了對戰爭英雄的崇拜。須知，東鄉平八郎在日俄戰爭中的 大捷，在當年日本軍國教育中，被視為日本帝國崛起的里程碑。再說，日本民族原本就深受佛教信仰影響，極樂寺在戰前早已聞名。所以，日治時代，不少佛寺倖免 於難，尤其極樂寺亦不曾受太過份的蹂躝，正說明宗教在人心深處可化解殘暴性，寺廟對戰時引發的獸性畢竟還能有一絲的作用，使人性不至全然泯滅。
本文摘錄自：《日治前马新两地的日本佛教》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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