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僧眾尊嚴的新思維
七月十日中文報紙報導了一則有出家比丘尼在檳城某購物商場被保安無禮對待扣留事件，不但引起一陣教界和社會人士對此事件的漣漪, 同時也在網路中文論壇引起對如何維護僧眾尊嚴和權益問題的省思與遵守佛陀制戒對僧眾保障的討論。我個人對堅持僧眾應嚴守佛陀戒律傳統的意見表示尊重的同時，認為探討維護教團尊嚴與如何避免被社會因誤解而對僧眾的權益和尊嚴的藐視與踐踏。更應該要具備宏觀的態度來為僧團在社會扮演的功能給予重新定位和肯定，而不是一昧的批判僧尼不重戒律，才是我們今日急切需要關注的。
最初僧團是佛陀親自創建的組織，而“佛亦在僧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反映佛陀的形象也不離僧團的。因此，佛教三寶的顯現維繫在僧寶中。從過去2500多年的佛教歷史源流中，不論是最原始的上座佛教或是後期出現的大乘佛法中，僧團中的僧眾在佛教徒心目中是佛陀在世間的代表。佛陀遺教是藉由不同傳統出家與佈教的僧團所延續與傳承也是不爭的事實。
從過去佛在世時的比丘與比丘尼跟隨佛陀的教導過著無家的生活，捨棄家庭、房舍、世俗生活的期望與承諾；基於深信，他們接受戒律作為個人的行為規範與生活的指引。他們過著和世俗人不同的生活，他們有獨特的外相，遵守特殊的禮儀。世尊初入滅的一段日子裡，他們仍舊依循和世俗人不同的法則，以戒為師：獨身、持戒、簡單樸素、無恚無害、捨離世俗貪欲。他們過著專注、奉獻的生活：專注於學習、禪修、教導、弘法、管理僧院及專注於追求清淨與修證解脫道。
時空的變遷產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的變動，這對僧團生存發展空間造成一定的沖擊。後來的僧眾基於高度的觀察力、勇氣和信念，發揮創造力去克服它；成功地回應新局勢不只延續佛法的弘傳，而且通常也展現出佛法的潛能與在過去歷史環境尚未呈現的新局面、新思維，這些改變將佛法以更能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方式傳播到新世紀，促使僧團更能在此新世紀紮根茁壯與運作。大乘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出現與後來傳入中國或西藏的佛教就是一個明顯的實際例子。
客觀的分析佛教僧團時至今時的衰退、變質、或停留在遲滯的狀況的主因是它已不是因為單純的背棄了佛陀制定作為個人的行為規範與生活的指引的幾條戒律而所引起的(止持 adibrahmacariyaka)；往往有時卻是因為僧團整體背離了所遵守戒律背後的社會互動性功能而來(作持abhisamacarika)。佛陀制戒律的精神與存在的價值從過去的佛教發展史中是有先例可循的；舉例來說，可先從佛在世時，世尊對制戒的看法與佛成道後20年方制戒律中的例子，很多時候是因遵循當時的社會需求而制的，出家僧眾的衣食住行生活指引如犍度篇(khandhaka)中制定雨安居的來源、功德衣的制定、剃度出家必須經父母同意乃至整體僧團的運作等，無不考慮到與白衣護法和當時社會的互動關係和實際需要而制的。當時空變遷而失去了某戒的實際社會互動關係或需要時，堅持某條戒律就失去了持戒意義與作用了。如佛在世時允許某地區比丘穿鞋子，制過午不食與捉金銀錢戒的因緣等及佛在臨入滅前囑意阿難尊者讓僧團捨棄小戒的意願，進一步說明佛陀超越時空制約的遠瞻性。
我們也可從佛陀入滅之後，僧團以結集佛陀的教誡成毘奈耶(vinaya)與修多羅(sutta)來維持佛陀的教法久住。在阿育王時代，僧團為了建立與維持信眾的深信，僧團以強調宗教儀式，和引導這樣的修習來回應這個挑戰。同樣的時期，婆羅門教的思想趨向更嚴僅的架構和精密的分析，僧團發展出阿毘達摩(abhidhamma)以更嚴密、更系統化的方式闡明世尊的教導。可以了解到早期佛教僧團的適應性是因環境而調整的。
隨著把佛法弘傳到更廣更遠的地方。這些新興的佛教區域也逐一帶來新的挑戰，需要僧團有更多的勇氣、信念與才能面對它。在這些新領域建立佛教需要適應新文化與社會環境、學習新語言、將經典從印度語言翻譯至另一種的語文。然後，當佛教逐漸成為這些區域的主流優勢宗教，將當地的新傳統也融入佛教，使佛教得以輕易地與當地的風土民情結合。
所以，今日不同傳承僧團不管在他們之中有什麼不同的生活型態，他們對戒律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他們生活與生命的重心都應是不離奉獻佛陀與佛法，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生命的任務。時至今日，從根本的佛陀緣起教法中去看，一切佛教外在形式的改變是必然性發展，而根本教法的內涵與對內在精神層面的追求是離不開世尊的濟世本懷的。
現前僧團未能適當地回應時空變遷的挑戰而作適度的自我調整和缺乏對當前社會的互動性與發揮功能性敏感度，甚至對佛立僧團除了以法攝僧外還有和社會互動關係概念的模糊不清，重個人形象與利益多於整體僧團的和合作用對教界內外所產生的影響力，漠視社會與本身實際的作用與關係。因此，佛教所引起社會誤解而藐視僧人的事件經常發生，這是可以理解的。
回顧歷史總是一連串的挑戰與回應的交互影響，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變動的環境產生了新挑戰，而成功地回應這些挑戰的人將改變歷史的軌跡。僧團也是在同樣的歷程中成長和發展。在這二十一世紀中，我們必定會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做好準備來面對並且成功地回應這些挑戰與變更。從僧團的組織管理到改善弘法佈教的技巧與內容，並通過教育提昇教界內外普遍對佛教與僧眾的認識，強化僧俗互動關係(護持與住持)並強調僧團在佛教中的主導性而不是孤立或權威性的團體，僧眾也是社會分不開的一份子。只有在人們認清僧眾在僧團中存在的意義與功能時，僧眾的尊嚴與權益才能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與肯定。
釋開諦 18/07/2007
七月十日中文報紙報導了一則有出家比丘尼在檳城某購物商場被保安無禮對待扣留事件，不但引起一陣教界和社會人士對此事件的漣漪, 同時也在網路中文論壇引起對如何維護僧眾尊嚴和權益問題的省思與遵守佛陀制戒對僧眾保障的討論。我個人對堅持僧眾應嚴守佛陀戒律傳統的意見表示尊重的同時，認為探討維護教團尊嚴與如何避免被社會因誤解而對僧眾的權益和尊嚴的藐視與踐踏。更應該要具備宏觀的態度來為僧團在社會扮演的功能給予重新定位和肯定，而不是一昧的批判僧尼不重戒律，才是我們今日急切需要關注的。
最初僧團是佛陀親自創建的組織，而“佛亦在僧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反映佛陀的形象也不離僧團的。因此，佛教三寶的顯現維繫在僧寶中。從過去2500多年的佛教歷史源流中，不論是最原始的上座佛教或是後期出現的大乘佛法中，僧團中的僧眾在佛教徒心目中是佛陀在世間的代表。佛陀遺教是藉由不同傳統出家與佈教的僧團所延續與傳承也是不爭的事實。
從過去佛在世時的比丘與比丘尼跟隨佛陀的教導過著無家的生活，捨棄家庭、房舍、世俗生活的期望與承諾；基於深信，他們接受戒律作為個人的行為規範與生活的指引。他們過著和世俗人不同的生活，他們有獨特的外相，遵守特殊的禮儀。世尊初入滅的一段日子裡，他們仍舊依循和世俗人不同的法則，以戒為師：獨身、持戒、簡單樸素、無恚無害、捨離世俗貪欲。他們過著專注、奉獻的生活：專注於學習、禪修、教導、弘法、管理僧院及專注於追求清淨與修證解脫道。
時空的變遷產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的變動，這對僧團生存發展空間造成一定的沖擊。後來的僧眾基於高度的觀察力、勇氣和信念，發揮創造力去克服它；成功地回應新局勢不只延續佛法的弘傳，而且通常也展現出佛法的潛能與在過去歷史環境尚未呈現的新局面、新思維，這些改變將佛法以更能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方式傳播到新世紀，促使僧團更能在此新世紀紮根茁壯與運作。大乘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出現與後來傳入中國或西藏的佛教就是一個明顯的實際例子。
客觀的分析佛教僧團時至今時的衰退、變質、或停留在遲滯的狀況的主因是它已不是因為單純的背棄了佛陀制定作為個人的行為規範與生活的指引的幾條戒律而所引起的(止持 adibrahmacariyaka)；往往有時卻是因為僧團整體背離了所遵守戒律背後的社會互動性功能而來(作持abhisamacarika)。佛陀制戒律的精神與存在的價值從過去的佛教發展史中是有先例可循的；舉例來說，可先從佛在世時，世尊對制戒的看法與佛成道後20年方制戒律中的例子，很多時候是因遵循當時的社會需求而制的，出家僧眾的衣食住行生活指引如犍度篇(khandhaka)中制定雨安居的來源、功德衣的制定、剃度出家必須經父母同意乃至整體僧團的運作等，無不考慮到與白衣護法和當時社會的互動關係和實際需要而制的。當時空變遷而失去了某戒的實際社會互動關係或需要時，堅持某條戒律就失去了持戒意義與作用了。如佛在世時允許某地區比丘穿鞋子，制過午不食與捉金銀錢戒的因緣等及佛在臨入滅前囑意阿難尊者讓僧團捨棄小戒的意願，進一步說明佛陀超越時空制約的遠瞻性。
我們也可從佛陀入滅之後，僧團以結集佛陀的教誡成毘奈耶(vinaya)與修多羅(sutta)來維持佛陀的教法久住。在阿育王時代，僧團為了建立與維持信眾的深信，僧團以強調宗教儀式，和引導這樣的修習來回應這個挑戰。同樣的時期，婆羅門教的思想趨向更嚴僅的架構和精密的分析，僧團發展出阿毘達摩(abhidhamma)以更嚴密、更系統化的方式闡明世尊的教導。可以了解到早期佛教僧團的適應性是因環境而調整的。
隨著把佛法弘傳到更廣更遠的地方。這些新興的佛教區域也逐一帶來新的挑戰，需要僧團有更多的勇氣、信念與才能面對它。在這些新領域建立佛教需要適應新文化與社會環境、學習新語言、將經典從印度語言翻譯至另一種的語文。然後，當佛教逐漸成為這些區域的主流優勢宗教，將當地的新傳統也融入佛教，使佛教得以輕易地與當地的風土民情結合。
所以，今日不同傳承僧團不管在他們之中有什麼不同的生活型態，他們對戒律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他們生活與生命的重心都應是不離奉獻佛陀與佛法，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生命的任務。時至今日，從根本的佛陀緣起教法中去看，一切佛教外在形式的改變是必然性發展，而根本教法的內涵與對內在精神層面的追求是離不開世尊的濟世本懷的。
現前僧團未能適當地回應時空變遷的挑戰而作適度的自我調整和缺乏對當前社會的互動性與發揮功能性敏感度，甚至對佛立僧團除了以法攝僧外還有和社會互動關係概念的模糊不清，重個人形象與利益多於整體僧團的和合作用對教界內外所產生的影響力，漠視社會與本身實際的作用與關係。因此，佛教所引起社會誤解而藐視僧人的事件經常發生，這是可以理解的。
回顧歷史總是一連串的挑戰與回應的交互影響，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變動的環境產生了新挑戰，而成功地回應這些挑戰的人將改變歷史的軌跡。僧團也是在同樣的歷程中成長和發展。在這二十一世紀中，我們必定會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做好準備來面對並且成功地回應這些挑戰與變更。從僧團的組織管理到改善弘法佈教的技巧與內容，並通過教育提昇教界內外普遍對佛教與僧眾的認識，強化僧俗互動關係(護持與住持)並強調僧團在佛教中的主導性而不是孤立或權威性的團體，僧眾也是社會分不開的一份子。只有在人們認清僧眾在僧團中存在的意義與功能時，僧眾的尊嚴與權益才能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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